从山西票号的客户群，可以清晰的看它的信任半径其实很短，初创时期山西票号的汇兑者是商人。战乱使得商业衰退，票号就把放款方向转向中央政府，票号认为，中央政府是绝对可以信任。
　　本身就狭小的信任半径，一旦被朝廷纳入财政体制，就改变了轨迹，从商业信誉改为政府信誉。
　　清朝政府的信誉，等于没信誉。
　　祸根就此种下。

日期：2009-11-26　09:07:09

　　败亡
　　替朝廷汇兑，终结了山西票号。
　　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以来，时时刻刻盯着票号的汇兑业务，但总体上没能弄走多少。1905年成立的户部银行就不一样了，他们也得吃饭，而且是朝廷的亲儿子，山西票号最多是个亲戚。
　　户部银行从山西票号手中取走了京饷、协饷汇兑，山西票号的根基动摇了。如果这个时候票号改组成银行，没有谁有实力跟它争天下，以它的资本实力、卓著信誉，只要山西票号在银行界振臂一呼，那时中原鹿正肥。
　　没错，在山西票号的经营中，我们能看到谨慎、看到诚信，甚至看到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子。山西票号的历史中，找不到一笔差错业务，衰败的时候也没有，一百多年都没有。山西票号差一点就演进为中国第一批商业银行。

　　这一点，永远无法超越。
　　票号和银行文化起源截然不同，现代文明制度造就现代金融，传统文明形成传统金融，山西票号这些值得称道的光环中，隐藏的却是传统文化。
　　在技术表象上，蒸气机、电能、工业化企业代表当时的西方文明，然而什么才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根基呢，可以从契约角度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问题。
　　从政治体制上，公民和政府达成契约，我缴税，你保护我私人财产不受侵犯，这就是政治文明，可能是共和，也可能是君主立宪，核心都是世俗权力受到制约。西欧文明演进过程中，这个制约始终存在：领主对王权，大领主对小领主，始终没有任何一方能有压倒性的绝对优势。在宗教上，既然人跟人之间都是站着对话，那每个人都有权力跟上帝对话，我在尘世努力挣钱，上帝看到我努力了，也就救赎了原罪。

　　到经济上，没有一个人的起点可以超越过多，谁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，不能违反契约，因为不知道违反契约之后是否必然获得收益，也就是所谓“模糊面纱”（现在看来，这种模糊面纱，很不靠谱）。契约的本质，就是不相信任何人的品质，依靠严厉的惩罚约束人类投机行为。在西方世界兴起的过程中，参与竞争的各方并没有绝对优势，因此惩罚有足够的威慑力，没有人可以违反这种契约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现代企业在西方世界率先兴起。

　　在中国封建社会中，无论在社会生活哪一个方面专制者都有绝对优势，可以压倒任何竞争者，他自己没有必要遵守契约。其他社会成员获利的唯一方式就是接近独裁权力中心，越接近权力中心，受束缚便越小，甚至可以获得瞬时的超越。在隋朝之前，社会权力中心优势不具备压倒性，士族靠祖荫进入权力中心，并不绝对服从。隋唐以降，在与皇权斗争中士族逐步衰败，明、清两朝皇权基本可以想灭谁灭谁。

　　因此，士子科举跳龙门，不过是突然进入了权力圈，也就能在瞬间占有诸多社会资源，而这些社会资源靠读四书五经是创造不出来的，所以，才有“十年寒窗无人问，一朝成名天下知”。
　　中国佛教、道教有数不清的神仙，而且个个法力高强。法力，主要用途是从肉体上消灭敌人，或者禁锢别人，比如，宝葫芦，天不怕地不怕的孙悟空也照装不误。凡人不是向神仙赎罪，而是希望和神交易，往往可以听到这样的许诺：“若能如何，定当再修庙宇、重塑金身”，求福、求寿、求健康、求官位，甚至求别人早死……
　　没有任何标准，什么都可以求，这样的神，还神吗？
　　山西票号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孕育、成长的。体现到企业制度，出现了几个致命的弱点：一个是股东无限负责制，一个是劳资之间的师徒关系。如果让银行负无限责任，世界上就没有银行了；如果银行信贷不靠抵押、质押，世界上也不会存在银行了。

日期：2009-11-27　09:46:08

　　萧瑟洋场
　　19世纪末期上海又被称作“十里洋场”，“十里洋场”发生了中国第一次金融危机，危机背后的主题是本土银钱业与外资机构对上海金融统治权的竞争。
　　事情的起因是美国南北内战，从殖民地时代开始英国就依靠新大陆供应棉花，美国南部是棉花主要产地，但北部海军封锁着海面，而且这些军舰显然不是保驾护航的。1861年7月，伦敦市场北美棉花断供，伦敦市场棉花价格从2便士/磅上涨到7便士/磅。除了美国以外，伦敦当时还可以在印度、南洋等多个地方购买棉花，因此一直到1863年上海棉价并没有猛涨，大概市价维持在10两/担。

　　1863年是一个疯狂的年景，大致在七八月份的某一天，上海棉花市价突然上涨到12两/担，很多商号立刻出手，抛售了约10万包。
　　即使如此，上海棉花市价仍然居高不下，大概10天后上涨到17两/担左右。上海周边商人们闻风而至，开始囤积棉花，8月底棉花涨到了25两/担。现在看，这已经是不可持续的价格，把上海的棉花弄到伦敦，加上运费赚头已经不大了，在不翻船的情况下利润率大概是15％。因此，虽然上海棉花市场火爆，其实大部分棉花在自己人手里卖来卖去。

　　1865年美国南北双方停战，伦敦棉价猛跌，中国上海第一次陷入投机后的萧条。
　　既然投机可以带来高额利润，投机者根本就不会在乎拆借利息。
　　期间，上海南北两市拆息在1863～1865年间暴涨，月息最高甚至达到了36％，在任何时刻这都绝对是一个恐怖的数字，比高利贷还黑。
　　跟所有的危机一样，风起于青萍之末。
　　1866年突然有人风传一批在上海租界避难的乡绅带着棉花回老家了，更糟糕的是，欧洲也因为棉花投机发生了金融危机，一批银行倒闭。上海市面银根骤然紧缩，本来这些外资银行在1863～1865年的投机中就欠下一屁股烂帐，当时就被干挺了。

　　1866年底，整个上海滩就剩下6家外资银行了，年初是11家。
　　幸亏当时钱庄跟外资银行瓜葛不是很深，虽然投机者也从钱庄拆钱，但规模不大，因此对银钱业损害还不是很大。
　　下一次，就没这么幸运了。
　　1869年上海与伦敦之间的海地电缆通信工程完工，从伦敦到上海的消息传递时间骤然从几个月下降到几秒，钱庄和洋行生意火爆了起来。钱庄跟洋行之间，往往是先付款，后装船，英国工业品运往上海也是这种方式。电报通信完成后，双方靠轧差交换头寸，1871年上海海关共出超300万两，贸易总额在5700万两左右。
　　在某种程度上，购销两旺是好事，一个偶然因素改变了这一切。

　　1871年冬，不知道扬州盐商怎么得罪了县令，县衙命令所有盐商立即补齐以前所欠下的税款，扬州盐商大概需要300万两现银。
　　强调一下，是现银，不是汇票。